中国民间开启对日新思维 坚冰松动但未融化
徐东胜（北京未来巨人）转载
日本没变，但中国民间对其的看法却有了微妙的改变。
另一个日本
中国汶川大地震后，日本给予中国的援助，令知恩图报的中国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随后，一场“感谢日本”的热潮出乎意料地发端于民间。很多民众在感谢之外，似乎恍然发现了“另一个日本”。
从“反日浪潮”到“感谢日本”，这固然是中日友好重塑和平的大势所趋，但我们一厢情愿解读的或许并不是真实的日本。当中国民间出现对日新思维的时候，我们尤其需要冷静下来，再次仔细审视一下我们的这个邻居，它或许并非之前我们想像的那样“坏”，但也未必如今日我们认为的那样“好”
中国民间开启对日新思维
对日本援助表示感谢的同时，中国民众并没有忘记历史，反而更强调坚持原则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六年前，一名中国学者因提出“对日新思维”而遭到炮轰。
网民们称他为“汉奸”，甚至将他的文章与汪精卫臭名昭著的《艳电》并列（后者提议蒋介石与日本和谈，并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该学者当时不得不背井离乡远遁香港。
六年后，一场8.0级的大地震，让很多中国民众不知不觉间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中日两国“灾难中的携手”，无形中拉近了中国人的情感距离。但十几天后，日本自卫队可能派军机来华的消息，又让很多谨慎的中国人回归到理性：“感谢并不意味着是一家人”。
积极面对现实，同时牢记历史。有别于学者言说的中国民间对日新思维，在2008年正呼之欲出。
破天荒集体感谢日本
5月17日，一幅日本国际救援队队员集体向中国遇难者遗体默哀的照片，占据了中国各大网站的重要位置。令人意外的是，照片后面的评论中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谢谢日本”之声。横亘在中日两国民众数年间的历史和现实纠葛，在那一刻，仿佛已经化于无形。
“谢谢日本！”如果这句话出现在一个月以前，无疑会立刻淹没在中国网民口水的海洋中。但这一次，自从日本救援队5月16日开始在四川展开救援行动起，中国人就再也没有吝惜对日本的谢意。“中国人一向都是投桃报李的，别人对我们好，我们也会对别人好。忠心希望今后能化解仇恨，改善两国关系。”天津的一位网友如是谈及自己感谢日本的原因。另一位则称，“中日两个邻国就像同桌一样，一天到晚打架对谁都不好。现在时代不同了，中日两国能够互利互惠相信大家都愿意看到。”
由于决堤和余震的危险，日本救援队在5月19日被迫结束救援工作。回到成都酒店后，面对掌声和致谢，日本救援队员都脸色铁青。这一场景经媒体报道后，善良的中国民众转而开始安慰起了日本救援队，“请不要自责，你们此行不辱使命”。
中国民间的善意，甚至还包括一些“合理想像”。有媒体将网络传说当作新闻发布，称因没能救出一名幸存者，一日本救援队员精神深受打击，并已决定辞职。尽管此消息并没有得到证实，但却依然令很多中国人“深受感动”。一网友除自己“内心深感不安”外，还挽留该名队员，称“人类不该因此而失去一位敬业的专业搜救人员”。
两次援助的不同待遇
中国人的感谢令日本媒体深感意外。
但渴望来自中国的感谢声，日本人已经等了很久。
2008年是日本结束对华开发援助(ODA)的一年。这场自1979年开始持续30年的贷款项目，曾广泛用于中国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文化事业的振兴上。但这个项目并未收获中国民间太多的感谢声，在决定结束ODA时，日本媒体和政府官员也反复渲染“中国人不领情”。
主动要求感谢与吝惜感谢，成了中日微妙关系的写照。对于ODA项目，中国网友更多的是质疑和不解。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放弃了战争赔款，但日本人欠中国的远远不是ODA所能偿还得了的。而且，日本的贷款不也是为了帮日本企业打开中国市场吗？
从对贷款“不领情”到今天突然众口一词的“谢谢”，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刘军红研究员看来并不奇怪。“中国遭遇危急关头，日本提供专业队伍救援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期望，于是自然认为日本人没那么坏，这值得肯定。”刘军红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老百姓之所以对ODA没有太多的反应，和当时的历史阶段有很大关系，而且很多人至今还误解为ODA就是战争赔款，对其使用在什么地方民众也并不了解。
坚冰松动，但并未融化
形容过去十年的中日关系时，经常被引用的一个词是“政冷经热”。事实上，比“政冷”更可怕的，是两国人民心理的距离。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中国人的对日的心理坚冰出现松动。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也开始适时出现。
“对小日本我就这么说了：以后你们国家受灾如果有人抱募捐箱到我面前我绝对捐，但是其他的，我们还是走着瞧。”网友“蓝色海洋”的观点，是最具代表性的反思声音——记得日本这次对中国的好，也会在日本有难时予以回报，但一码归一码，感谢和主权及历史问题是两回事。
还有网友表示，救援队不止日本一个国家，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都在帮助中国灾区，“为什么我们要单独美化日本？”网友“sqinjp”则发出警告：“警惕啊！中国人太善良了，人家对我们好一点，我们知道感谢就够了，怎么还弄得快成一家人了？”
因为担心“被媒体误导”，一些中国公众主动到日本互联网上寻找普通日本人的看法。而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民间并非对中国一片同情，“幸灾乐祸的也不少”。
中日民间脆弱的信任基础和复杂的情愫，在刚刚过去的十余天里一览无余。
日本自卫队触动敏感记忆
问日本之机，本报邀请了五位日本问题专家就此进行了探讨。
夫妻过日子，小问题要忍让
高海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就任以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不搞价值观外交，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喊中国威胁论。现在看来，日本能出一个对华如此友好的首相，还是相当难得的。中日关系总的局势稳定，研究界也不像前几年那么紧张，这是两国关系的大前提、大方向。但是，中日关系还是让人感觉不那么理想、不那么踏实，今后发展方向也有一些模糊，不像1972年刚恢复邦交时那样，一条友好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即可。去年福田首相访华，并没有形成中日交往的历史性高潮。
其实，当前存在的有些问题只是小问题，虽然反映了两国思想、观念和战略上的基本分歧。但是，加深关系、提升认识，进而转化为政治稳固的两国关系，这是中日关系的目标。因此，看待中日关系，首先不能太理想化，不能一厢情愿，有一些问题是正常的、难免的，甚至是情理之中的。这比上世纪50、60年代你说他是“美国走狗”、他说你是“共产党国家”的情况好多了。双方接触太多了，就成了日常生活的问题。因此，这种交往就要像夫妻过日子那样，小矛盾多是正常的。
贾蕙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我从事对日工作几十年，感受了中日关系从恋爱（50、60年代）到结婚（1972年）到80年代的蜜月，再到小泉时期吵架甚至快离婚的全过程。夫妻过日子，小事就得忍让，找对象本身就是忍让过程。双方没有血统关系，成长经历不一样，能走到一起就不容易了，不必对对方期待过高。把日本就当正常国家来对待，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即可。
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如果把中日关系比成夫妻关系，那么，有些日本人会觉得，如果中国再强大，日本“妻”的地位就不保了，会不会成了“妾”？
现在，中国越来越占据两国关系的主导地位，日本盼望中国能给予日本工作以肯定，毕竟，二战后日本的确做了不少事。所以，肯定日本战后的和平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对亚洲和世界的贡献和援助，是有必要的。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许多人都批评日本和台湾的暧昧关系，但是，也应当看到日本在支持“一个中国”立场上的正面努力。福田康夫、河野洋平、二阶俊博等不少日本政治家为两国友好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老让人觉得中国人只盯着他们的问题不放。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也应该表现出大国心态。
中日认识到底还有多少误区？
高洪（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日之间的误区相当多，特别是日本人对中国的误读，不胜枚举。中国人对日本的误区呢？说细的，也说不完。细节上，只要不研究日本的，都存在误区或者知识盲区。所以，从广义上说，有两大方面，一是一般不加区分地借某个日本人看日本整个民族。其实，全世界都有类似问题。危地马拉人什么样，没见过，某天看到某个危地马拉人在大街撒尿，就会说危地马拉人喜欢随地大小便。事实上，日本社会是多元的，对华态度不一样。用一种眼光去看他们，不一定准确。日本涉华的一些报道，让中国人很心痛，公众也容易把右翼言论看成全部。
第二是用一个事件的热度、公众关注度，来决定在中日关系上的重要程度。老实说，双方都存在这个问题。毒饺子事件，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我在国内也曾经吃饺子拉过肚子。大一点说，食品出口占中日贸易极小的份额，停了又如何？日本人却大加炒作，我们也很看重。其实，日本右翼不是主流，也不会主导外交。大、小问题要区分清楚。中日关系呈现稳定发展的势头，这是基本态势。有外国记者前段时间曾问我：毒饺子问题影响胡主席访日吗？我说，这很可笑。你太小瞧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了。
周永生：中日之间的误解，一方面来自两国民众的不了解，还来自于两国利益基点的根本不同。比如，历史问题，中国作为受害方，当然要让日本必须承认曾经犯下的罪行。但日本方面的立场是，那是我们的前辈，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做出了牺牲，能起到凝聚日本国民的作用。再比如，日本普通民众认为，钓鱼岛就是他们的，东海就是一家一半。军事方面，日本对我们的军事动向、军费增长、军费透明度、导弹实力的增加等，都非常敏感。这些都不仅仅是民众不相互了解的问题，而是根本基点上双方的利益就不一致。
贾蕙萱：当前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日本，大多数日本人也不了解中国。这几年，日本书店里对中国负面评说的书，比以前多了。日本最近有句话是：“中国人3000年文明就剩下了现在30年了”，还有种论调是“不能让胡锦涛访日轻易成功”。他们某些人错误地认为，唐宋以来中国不仅再无辉煌，而且一直是走向没落，现在的中国人变得文明缺失、懒惰、散漫、尔虞我诈、狡猾中不时显现傲慢，虽穷困有时却打肿脸充胖子等。而中国人对日观念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总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亚流。
前几日，我在公交车上，看到四位年轻人对刚上车的一位日本留学生嘟囔着“这个小日本”、“日本鬼子”之类的话，气得人家下一站就下车了。我就过去和他们理论：“他们到中国来留学，说明还是喜欢中国的。你把他们都气走了，谁还说中国好话呢？谁还给中国交学费呢？”前段时间，有日本人对我说，“我们日本有爱国的‘亲华派’，为什么中国就没有爱国的‘亲日派’？”作为教师和日本文化的研究者，把日本的好东西告诉国人，是一种使命和贡献，我认为是爱国的。
张可喜（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前两年，潘长江和黄宏主演过一个电影叫《举起手来》，其中为了取悦某些民众而丑化日本人，实在是不太高明。类似不符合史实，甚至不符合基本知识和认真精神的文艺作品，在中日两国都存在。另外，媒体对两国关系也起了重要作用。有时媒体如果出现偏激的报道或评论，对读者影响很大。
高洪：相比之下，中国媒体更公允一些。对日本，该批就批，该学习就得学习。但是，还有一个媒体之外的问题是，评论日本的文章在网上转载时，说日本好话的文章往往转载率低，批日本的常常被置放在显眼处，跟帖也更多。日本也有这样的现象，这说明国民感情也是一个问题。
怎样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
周永生：推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关键在于要从共同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中日之间的巨额贸易，文化中相互共通的部分，等等。因此，中日交往，不妨回避、搁置两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努力扩大共同利益面。例如，中日两国是否可以确定一个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时间表？在这一点上，日本强调经济伙伴贸易协定（ETA），他们重在知识产权贸易，强调日本占有优势的部分。他们回避FTA，因为农业和工业品，是日本的弱势和不擅长的领域。事实上，他们把两者相互对立起来了。我们必须让日本知道，双方需要在各自立场上有所妥协，有所让步。FTA的推进是扩大中日两国利益面之根本。经济密切交往，可以增进相互的理解和共同点。如果经济更紧密，谁都反不了谁。如果变成经济共同体，不就成为法德当前的状态了吗？有人对此悲观。事实不然，法德积怨比中日的时间长，我们只是从甲午战争到1945年的半个世纪，法德却从16世纪就开始相互征战了。所以，最主要的是，把经济合作这台戏唱足、唱好。至于历史问题，我们谈得够多的了。历史问题可以搁置、东海问题可以回避。把经济这台戏唱足。日本人心里有一个结，历史问题像一个伤疤，我们过多地戳动这个伤疤，反而会引起负面的反感。有一个好的背景，安倍执政后，历史问题上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还纠缠不放呢？
张可喜：中日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都不存在什么历史问题。不说建交以前，每一次历史问题都是日本挑起来的。教科书问题、南京大屠杀、否定侵略，都是日本提的。他们提了，才是问题，中国必须反驳。如果日本不挑历史问题，右翼不闹事，内阁成员不乱说话，就那些右派学者陈词滥调地说来说去，中方是很少反驳的。中国方面从来不会一见日本人，就要他们道歉、认罪。历史问题不是中国揪着不放，而是日本方面在打历史牌。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这个牌他们今后打不打了。
高海宽：和1972年中日交往的高潮相比，由于小泉过去几年造成的冷却，当前中日关系急于恢复和转化，双方的目标和认识高度都不是很高，简单的理解就是，小泉参拜了，以后就别参拜了。战略互惠的口号很好，但是，日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其意义。另一方面，双方都有战略认识不足的问题。两国要不要搞、能不能搞战略关系，战略关系的高度有多高，日方那边的答案大多是一些具体事宜，不能与我们有共同认识，也没有战略的高度。对此，我们或许不能理想化，也不能一厢情愿。要解决中日之间的误区，就是先理清误区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根深蒂固存在的认识；有的是现实中的不了解；也有的是受美国等外部环境的影响；还有的是媒体误导所致；另外，还有一些是日本政府利用群众的知识盲区，动辄说“日本国民不同意”，事实上，国民可能并不对此感兴趣。这些问题，只有继续加强中日各界的交往，才是解决之道。如果说1972年我们搞了一个婚礼来算，结婚前10年热乎，后面几十年就是稳定，不闹大的矛盾即可。小摩擦会有，但最关键是要推动一个战略互惠、和平、和谐、合作、和睦的中日关系。
高洪：如果要说夫妻关系，就得看大的，小的地方，不能斤斤计较。打打闹闹，小的地方没完没了，变成大事，就离婚了。理解中日关系，要从理解双方的大局、整体战略诉求、时代特征、世界对两国发展的需求等角度出发，新闻、即时性的事件都是小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入手解决，该超越的超越，该搁置的搁置，该解决的解决，该拒绝的拒绝。中日关系，不要被小问题绊住，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重要的是谋划未来的中日蓝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日框架什么样。中日关系呼唤第四个政治文件，正式把两国关系定位为战略互惠关系。当然，要解决的问题，还包括进一步增加政治互信、加深互利合作关系、改善国民感情、促进人文交流等多个方面。
贾蕙萱：真正实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世代友好，需要大智慧、大胸怀，否则便是天方夜谭。一方面，日本要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与态度，摆脱美国控制，提高亚洲事务应由亚洲人处理的意识，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大智慧、大胸怀。当前，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崛起，对亚洲及世界的影响逐渐增大，中日问题解决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中国手中。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国以大胸怀、大智慧、高姿态，主动解决分歧，会有效果，这样做也彰显中国的大度、大国风范，这不是屈从，而是中国文明的展现、中华民族的骄傲，也将有助于提升在国际上的形象。（本次讨论由王文主持、整理。感谢
http://news.sohu.com/20080507/n256705541.shtml
这意味着二战结束后，日本战机将第一次在中国天空公开亮相。
敏感的历史记忆再次被唤醒，感情上一直尚未弥合的伤痛，令更多的中国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的情感已经受不了了！”一名网民称。
中国民众的这种反应，日本一些政客其实早有判断。日本社会党党首福岛瑞穗就表示：“日本过去曾把中国作为战场，应该考虑到中国民众的感情。民间能做到的就应该交给民间去做。不派（自卫队飞机）是好事。”
不仅如此，中国公众还将视野从地震救灾转向了日本最近的外交动作上。其召开援非大回、再次试图入常等举动，被中国网民再度质疑。
对于中国民间这种感谢和警惕相伴的复杂情绪，刘军红认为说明民众越来越成熟。“有人老说中国人素质不高，反应过激，事实不是这样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对敏感问题都有自己的反应方式。”刘军红表示，日本一直没有对历史进行清算，而现在他们的外交动作也的确需要引起注意。
日本以“冲动”解释中国谢意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马挺发自东京 日本人的默哀让中国人吃了一惊。而中国人的感谢，又反过来让日本人大吃一惊。
日本人收获安心感
5月21日，日本的《读卖新闻》二版头条，以“日本救援队向牺牲者默哀 受到中国盛赞”为题，配发有关照片，报道了中国民众“对日观”出现了很大变化。文中引用了中国网上的评论，甚至包括“如果必须与日本打仗，我将全力以赴，但是，在日本人需要帮助时，我也一定勇往直前”云云。《朝日新闻》等也发表评论，有些电视台反复播发有关照片，请日本各种“名嘴”发表见解。
在笔者与一位庆应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谈起此事时，他说，通过这件事，日本人有了一种安心感。这些年来，中国网上的对日言论攻击性很强，使得一般日本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人会打过来。但通过这一“默哀”事件，才明白中国人只不过是情绪容易激动而已。
另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老师有些“看破红尘”：“‘反日’来得快，‘赞日’也是一夜之间。一旦有些风吹草动，又会闹起来的。”不幸而言中。准备为中国四川灾区运送帐篷等救援物资的日本C130运输机螺旋桨还未转起来，中国网络上就又响起了反思声。
急于变身“普通国家”
日本人很迷惑，中国的态度怎么“一日三变”，从“反日”到“感谢日本”，又变成“拒绝日本（军机来华）”。
然而，日本人没有思考，他们自己的“援华”动机究竟是什么。
日本防卫厅有关人士在考虑使用C130飞往中国时，顾虑到一般涂有迷彩色的军机，可能会使中国人联想到“军国主义”，打算使用曾为派往中东而改涂为天蓝色的C130。然而，这次日本“抢跑”军机运送救灾物资，可能是对改善日中关系显得有点“急功近利”，但不容否认的是潜意识里还有急于成为“普通国家”的冲动。日本人知道，除了美国，中国是其成为“普通国家”最大的障碍。如果这次“抢跑”成功，就可以将两国间进展最缓慢的“两军”交流，一下子提升到高水平。
日本成为“普通国家”或许只是迟早的事，但这个“普通国家”最终是更加有利于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贡献，还是反之，这却是个问题。
日本人默哀更是对自然的敬畏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马挺发自东京 与爱憎相比，日本人日常最多的可能还是“怕”。日文表现为“恐”和“怖”。
他们怕同学、怕老师、怕上司、怕同事、怕丈夫、怕外国人……另外还有“四大怕”：地震、打雷、火灾和老爸——自然界中的一切，对他们来说，似乎都是可怕的，又是躲不开的。把“老爸”放在“四大怕”之中，是因为与自然灾害一样，日本“老爸”发起脾气来，也是只要忍一下，就过去了，但还会再来的。
日本的“神”无处不在
前些年有个首相叫森喜朗，他说了一句“日本是神之国”，就被舆论批得一塌糊涂，为下台铺平了道路。但平心而论，他的话没有错。在日本，神是无所不在的。
日本到处有神社。除了伊势神宫、出云大社，还有那个靖国神社，各地各处都有大大小小的神社，大多与神道有关。但是，真正的“神”是在日本人心里的，是无形的，没有固定寄寓的，也就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山川田野有神，房屋道路有神，牲畜五谷有神，说难听点儿，连桌椅板凳都有神。
日本人在困扰、悲伤、乞求，以至兴奋时，也叫一声“神样（神先生）”，有点像中国人叫“天啊”一样。但是你问他“神样”是什么样，他又说不出来，就像中国人不知道“老天爷”长什么样一样。
这种广泛的，但又淡淡的对神的观念，不能用“泛神论”简而言之，这多半源于日本人对自然万物的一种敬畏。在日本人的意识中，人类只是在向宇宙、自然借了一块地方，被赐予了一段时间，来使人类以生命这种形式出现、存在，并享受生命的甘美。也正是在这块地方、这段时间里，有动物、植物和雷电山川与人类作伴。所以，对自然要敬畏，对同行的伙伴要谦让、客气。
而恰恰“神先生”给大和民族的就是这么一块让地震带闹得烂糟糟的日本列岛，但也要感激不尽，甘于忍受，寻隙而生。
凶案现场都有陌生人献花
日本人认为人死了以后，灵魂会脱离肉体而飘荡在世间。所以日本人如果丧偶，另一方会时常在灵位前与死者对话，甚至诉说苦恼，商量家事；到了阴历七月十五“鬼节”，日本人还要回到老家，与祖先的灵魂相聚。
对于没有直接关系的死者，他们也会表示哀悼。在日本一些凶杀案或者交通事故现场，往往会有人供上一些鲜花。有些并不是与去世者直接有关的人送的，而是过路人，或从电视上看到新闻的普通人。
我的一位日本同事，年轻时喜好登山。他说，有些登山路上的险峻之处，石壁上镶了块纪念牌，标明以前有人在此遇难。当他们路过，也会烧香。没有带香，就插根香烟代替。
默哀并不那么“崇高”
至于日本的救援队向被他们挖出来的四川地震受难母女遗体列队默哀，这在日本人看来，是很平常、很一般的事。一位日本老师向我解释，按一般日本人的心理推测，援救队员们这时心里所祷念的可能是，这母女生前肉体已经饱受了地震的痛苦，就让她们的灵魂幸福一些吧。
向逝者默哀，与其说是“尊重生命”的表现，还不如说是日本人对自然的敬畏。遗体，不管是不是认识的人，是不是本国人，都是共同来过这个世界的“东西”，所以，表明郑重的态度，在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并不那么“崇高”。
正因为日本人相信灵魂可以脱离死后的肉体，才能够解释，为什么“神风队员”可以驾着飞机去撞军舰；也只有了解了日本人对生命的理解，才能明白为什么731部队的长官，一定要命令队员把作为细菌实验对象的中国人看成是“木桩”。
战后已经六十多年，日本人的意识是起了很大变化。但是在生死观层次，埋藏在民族意识底层的要素，是经过了千百年积淀的，不是几十年就可以产生根本变化的。
日本人憎恨“爱国”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马挺发自东京 在日本人的脑子里是没有“爱”的。
在日本，“爱国”是右翼集团的口号；“爱人”是指“第三者”；“爱情”一词除了恋人、夫妇之间，对家庭成员，甚至宠物、汽车都可以用。对于恋爱的对象，却只以“喜欢”来表示，日文写作爱好的“好”。
在日本，要是说“爱你”，保守点儿的就可能会感到肉麻。日本人求婚时往往说“咱们成家眷吧”，或者“死了以后，咱们的骨灰埋在一个墓穴里吧”之类。
日本人为何不“爱国”
那日本人为什么不“爱国”呢？这有历史的原因。日本的封建统治相对中国比较松散，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后，才开始形成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所以，在日本人的意识里，“国”或者“邦”往往是指地方政权。延续至今，“国归”还有回故里的意思。日本四面环水，作为一个整体国家概念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自然地理上的因素。同时，直至近代，日本没有经受过外国威胁和侵略。
当然，日本人不是没有爱国的感情，而是厌恶“爱国”这种说法。他们情愿用“乡土爱”、“祖国爱”这种表现形式。因为，战前，军国主义者就是用“爱国”、“为了天皇陛下”等等口号，胁迫国民上战场卖命的。而一般日本人并不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和政府，战前战后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右翼炒作中国“爱国主义”
战后，在媒体和一般国民眼里，国家和政府一直是以对立面的形式存在的。比如，在行政诉讼中，如果政府的某个部门败诉，报纸标题就会是“国（家）败诉”。现在，只有极端的右派政客和街头闹事的右翼团体，才会高喊“爱国”。
日本右翼就“巧妙”地利用了中日之间这种意识的差距，大肆宣传中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在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进了一般日本人的耳朵，就会产生一种不由自主的反感。
中国人大概没有一个不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的，但日本人中，很少有人会表现这种情绪。我在一个企业教书时，有个学员性格豪爽，我说：“你怎么不像个日本人呢！”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如果人家说我不像中国人，我非得跳起来。但不想这个学员不但没生气，还在办公室里到处跟同事说，“嘿，嘿，
过分强烈的“自豪感”
但日本人作为一个集体的自豪感、荣誉感，有时却是很强烈的。比如，这次日本的国际紧急救援队到中国，不但带去了生命探测仪器等先进设备和生命探知犬，而且很多队员是有过多次地震救灾经验的。他们很希望能够在四川抢救出哪怕是一条生命，以显示日本在抢险救生方面的高水平。因为没有达到目的，所以队员回国都有些灰溜溜的。
到四川的日本医疗队，是带着相当于野战医院装备的，要求到重灾区去，他们并不满意中方将他们安排在成都的华西医院。甚至为此与中方争执了一天半才开始工作。但由于“自豪感”在起作用，他们既没有考虑到救灾的统一安排，也不懂中国人绝不会让客人去冒生命危险的习惯。当然，日本人的献身精神是值得赞誉的。听说，后来双方磨合得不错，日本医生还提出了不少合理性建议。其中，曾在日本留过学的中方医护人员，起了很好的沟通作用。
日本其实还是那个日本
【作者】马挺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四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因为日本的援助，“另一个日本”突兀在中国人面前——中国人“对日观”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一时间，感谢声铺天盖地，“日本原来不像过去相像的那么糟”，甚至还有人迷惑之前是不是有些地方“冤枉”了日本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在此次地震中对中国的援助的确需要中国人感恩。但如果据此就认为日本发生了“改变”，无疑显得过于肤浅。
这些年来的中日龃龉，从中国方面来讲，是长年以来没有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应当平等对待的近邻。不积极了解战后日本的发展，没有全面细致地分析在政治世代交替后，日本舆论、日本人的意识、特别是年轻一代政治家的素质变化之果。
有一家中国电视台的“名嘴”，跑到日本转了一趟，发出了一句类似“我们所不了解的日本”的“名言”。可是为什么没有反省一下，怎么会连“一衣带水”的邻邦都会到了“不了解”的地步呢？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呢？
日本方面又如何呢？根据可以查到的记录，日本NHK电视台最初播放中国节目是1972年1月30日，内容是中国有关第31届世乒赛的纪录片。35年来，据不完全统计，仅NHK就播放过有关中国的节目近5000个。其中包括《丝绸之路》（新老版）《大黄河》《中国—12亿人的改革开放》《始皇帝》《故宫》《变貌中国》《激流中国》等大型连续特别节目330个。
中国媒体的态度，影响了一般国民的对日感情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逐渐蜕变为“问罪”先行，反“靖国”先行。诸不知，这正好中了日本极右分子的下怀。他们唯恐中日关系良好，借中国媒体、网络的反日言论，在日本民众中极力煽动反华、厌华情绪，宣传“中国恐怖论”，挑拨中日两国民众的感情。
同时，多年来，我们判读日本，都是以中国人的价值观为标准的。误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是相同的，是非标准也就应该是一样的。我认为是错的，你也应该认为错。却不知，中日两个民族貌似相近，但各自的文化背景迥然相异。而恰恰是面貌、文字的相像，妨碍了我们认清这一点。日本人也是同样。这就是中日两国民众长期不能互相了解，互相谅解的关键所在。
日本救援队员集体向中国遇难者遗体致哀，感动了中国人，但如果中国人知道日本的死刑执行人员也向死囚犯的尸体默哀，可能反应就会不太一样了。
日本没有变。是我们自己变了。之前，中国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去解释日本；现在，“对日观”的大改变，也有很多成分是用自己的价值观过高评价，同样也是误读。助长缺乏根据的“中日关系乐观论”是没有益处的，因为一旦风吹草动，日本的厌华情绪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把这些赞词吹得无影无踪。
日本是复杂的，中日关系是多层面的，任何一种“一边倒”的片面、停滞的看法，都不足以反映日本的真实面貌，也不足以应对中日之间的风云变化。国际先驱导报
http://news.sohu.com/20080603/n257246436.shtml
日本传媒如何解读中日新关系
中新网6月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6月2日发表文章说，中日首脑“互惠“的外交秀刚刚结束，福田转身已瞄准非洲的舞台，摆出和中国公开打擂台的姿态。可见观察东亚“暖春”气流的走向，既不能远离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更不能有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诠释。
文章摘录如下：
在《日本传媒怎样帮福田打牌》一文中，笔者分析了日本大众传媒与官方政策巧妙配合的特性，及官方的场面话与传媒舆论导向两者之间虚虚实实的现象。本文则想从日本传媒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的大量报道与评论中，进一步梳理日本的舆论诱导方向。
仔细分析日方对胡锦涛此行的期待，不外是下列的三大礼物：一是答应不再“纠缠历史
问题”；二是支持日本“入常”；三是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让步。
在这三大礼物当中，东京知道最具体、但也最费劲的是东海油气田的问题。因为这既牵涉两国领土主权的敏感问题，也关系两国的切身利益。在这事关资源争夺与分配的问题上，要从讲究“实利”(日本传媒语)的“务实派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手中获得具体的利益，当然得有艰苦的谈判。也正因为如此，围绕着东海油气田问题，两国代表一直处于僵持不下的局面。
从日本传媒的报道中，不难发现日方急待问题之早日解决；反之，中方似有采取缓兵之计之嫌。针对北京一度表示“未必一定要在胡主席此行作出结论“的态度，不少日本媒体便颇有怨言，其中有者还进而申斥中方缺乏诚意。
东京之所以希望东海问题速战速决，说穿了，是它认为此刻是讨价还价的最佳时刻。因为东数西算，东京明白其手头上的王牌，除了“毒饺”牌之外，其实就只有飞来横财的“西藏”牌；而这两张王牌的有效期(日人称之为“尝味期”)，就将于今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成双失效。
因为，所谓“西藏”牌，虽然挂的是“人权”与“人道”的旗号，但从一开始就与“抵制奥运”牌紧密挂钩。
至于“毒饺问题”，如果是从食品安全和食品犯罪着眼，中日两国确有迅速查明真相的必要。因为，在这人命关天的问题上，没有一方可以推诿其迅速调查与解决问题的重大责任；作为食品输出大国的中国，不管此次事件结果如何，也应该以此为契机，严格管制其食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并拟定其一套有效而令人信服的食品安全管制方法和加强其有关的教育。
但与此同时，从日本大报一月底以来铺天盖地的渲染，及往后电视无时无刻不在滚动有关“毒饺子”、“杀人饺子”等颇具煽情的报道和评论中，人们不能不担心此食品安全问题已被政治化。最明显的例子是，不少传媒从事件发生当天开始，就将饺子问题和北京奥运会相结合，而设定如下的议题：这样的国家，是否有资格主办奥运会？奥运会办得成吗？
换句话说，“饺子中毒事件”早已升格为“毒饺”牌。从这个角度来看，和“西藏”牌相配套，“毒饺”牌成为了日本隐型的“奥运抵制”牌。福田首相之所以迟迟不愿干脆利落地表示他将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一方面固然与其政权究竟还能支撑至何时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想故弄玄虚，从而抬高其身价。至于扮演舆论压力角色的媒体，更不能不快马加鞭，协助官方猛打其即将失效的这两张王牌。
当然，在猛打其王牌之后，日本主流媒体也知道，这回两国首脑对春晓油气田附近海域共同开发达成的共识(具体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商榷而未公布)，已是北京所能容忍与妥协的极限。各大报虽未对此“会谈成果”(福田首相语)大声欢呼，但从其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基本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至于北京领导人这回对日本入常问题的态度，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而令日方有美中不足之感，但各报同意已比去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时的表示“留意”的表述，向前跨进了一步。
据日方发表的内容，在有关日本入常的问题上，胡主席指出：“中国对日本在联合国的贡献给与积极的评价。中国重视日本在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并希望日本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大的建设性角色。(从我的发言中)我希望(日本)能感受到中国方面积极的态度。”这样的表述，既可视之为画饼充饥的外交辞令，也可解释为中方的“极大让步”。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一向口径统一的日本报章在处理有关会谈结果的大标题上，其遣词用字有较大的差异。
仔细比较各大报(大阪版)5月8日的报道，不难发现三家全国大报(《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皆未把入常问题列入头版的题标，而把重点放在油气田的协议上。《朝日新闻》的大标题是《油气田协议(进入)最终阶段》，《读卖新闻》是《日中油气田朝向共同开发》；《每日新闻》则为《日中油气田相互靠拢》。
与此同时，三大报在内页的大标题都强调两国首脑共同夸示此次演出之成功。《朝日》的标题是《日中的成果、拼命地演出》、《读卖》为《日中“成果”演出》。至于《每日》的标题，则指出《“新阶段的日中关系”之演出》。换句话说，影响力巨大的全国性三大报要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这是一场外交秀。
与此相反，三大报以外的日本主要报章对北京领导人对入常问题的表态予以较大关注。
《日本经济新闻》的大标题是《“理解”日本入常之意愿》，《京都新闻》的头版头条新闻(共同社供稿)的大标题是《对日本入常予以肯定》。就连在三天前还将中国领导人此行定性为“没有成果之旅”的《产经新闻》(大阪版)也在头版打下《胡主席对日本入常予以肯定》的标题。不过，在一篇新闻背景的分析文章中，该报北京特派员强调中日关系要真正进入新阶段并不容易。文章指出：“在对日问题上，保守派长老的影响力虽然已经消失，但还得面对国内追求国益，及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新一代的反日舆论的压力。”
换句话说，正如CNN等西方媒体不畏中国政府，但对中国网民的反应不能不加以留意的心态一般，以右派压力集团自居的《产经新闻》此刻死盯住中国的，也是官方无法全面左右，且没有组织性的舆论个体户--中国网民。
当然，三大报不突出北京对入常问题的进一步表态(哪怕是外交辞令)，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表述所含意义之不加重视。在解读有关的发言时，《朝日新闻》就不忘引述日本外务省干部的如下评语：“至少(对方今后)不会采取与此相反的行动吧！我们存有如此之期待。“《每日新闻》则进一步作出如下之诠释：(北京)即使是不(正面)支持日本入常，但至少不会在其影响力所及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反对的工作。这是最起码的保证。
基于上述的信念或者说首脑会谈的成果，福田首相在送走胡锦涛主席之后的首项任务，便是在横滨举行的非洲开发会议上，与到会的40余名非洲国家首脑举行马拉松式会谈。日本传媒毫不忌讳地表示此举目的有三：一是确保宝贵的天然资源，即石油和稀有金属；二是展开银弹攻势，大打“经济援助牌”，以便争取各国对日本入常之支持。三是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谋求制衡对策。
也就是说，中日首脑“互惠“的外交秀刚刚结束，福田转身已瞄准非洲的舞台，摆出和假想敌中国公开打擂台的姿态。可见观察东亚“暖春“气流的走向，既不能远离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更不能有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诠释。(卓南生)
http://news.sohu.com/20080602/n257223001.shtml
日本全力帮助中国救灾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强
中日救援队在哀悼时刻共同为死难者默哀
日本《读卖新闻》5月17日头版头条的压题照片，是日本救援队员集体向四川青川县的一对母女的遗体默哀：27岁的荣雪梅和刚生下仅75天的孩子被压在废墟下，日本救援队员虽然彻夜搜寻，但仍然没有救活她们。
尽管如此，死者的亲人对日方的帮助表示了发自内心的感谢。日本救援队目前在四川地震灾区继续工作。
四川地震“震动”日本
从5月12日晚开始，中国汶川发生地震的消息，在日本这个频遭地震袭击的岛国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震撼流。
刚送别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不到一周的日本首相福田康夫，12日晚间即通过中国驻日使馆，向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转达了他的慰问。他表示，如果需要，“日本已经作好准备，将向中国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随即宣布，“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提供相当于价值5亿日元(约合33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和物资援助。”同时，内阁官房长官町村信孝也在当天明确表示，日本已作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各项准备，一旦中国提出要求，日本将提供包括派遣救援队在内的一系列援助。
接着，中国大地震的消息，开始占据日本电视台的每个时段和报纸的主要版面。从5月12日晚间开始，日本各大地震研究机构专家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来自各类媒体的采访邀请，让他们应接不暇。《读卖新闻》援引专家的说法指出，引起本次强地震的断裂层达到250公里，是著名的阪神大地震的6倍多，而引起地震的能量则达到阪神大地震的30倍！
日本各界对于中国大地震也给予了深切的关心和支援。用“门庭若市”来形容这几天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的情况毫不为过。来自日本政界、财界、民间团体，以及在日华人和留学生组织的捐款代表络绎不绝，将一笔笔善款交到崔天凯大使手中，并通过他向受灾群众表示亲切慰问。
截至5月15日，日本各界通过中国驻日使馆的捐款，超过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00万元)，这还不包括众多与中国有经济合作关系的日本跨国公司，直接通过在中国的分部向灾区所捐的财物数额。日本三大商业银行之一的瑞穗银行，直接将赈灾账号通过广告在电视台播放，呼吁人们向中国地震灾区捐款。
与此同时，饱受地震灾害侵袭的日本国民，对中国大地震受灾者给予了深切的关心和同情。高中教师杉本静夫对《世界新闻报》驻日本记者说：“我去过3次四川，2001年还在成都待了一个星期，也去了都江堰。看到自己去过的地方被毁，心情非常难受。尤其是得知孩子们被埋在废墟下，我十分悲痛。我们向在震灾中失去生命的人们致以深切哀悼。日本在10多年前也经历了阪神大地震，在众多的国际援助下，实现了重建。今后对于中国灾区的重建，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我是一个教员，我愿意尽力为孩子们提供帮助。”
日本救援队来华受关注
日本派出的两支国际救援队也是这两天来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5月15日，第一支紧急救援队从成田机场出发，是第一支抵达中国的国际救援队。
据报道，日本的国际救援队，包括有警察、消防等部门组成的“救助队”，有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以及由技术人员组成的“专家队”。
今年28岁的日本海上保安厅救援基地队的
这次能够参加救援行动的，都是日本国内灾难救助的高手，他们是从日本全国4000名随时待命的救援队员中选拔出来的。
此外，日本救援队携带的“先进武器”，也让人们寄予了厚望。其中，首次投入使用的“生命探测仪”能够插入瓦砾中，通过探测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和尿液中的氨气成分，探知生存者的存在；“生命探测仪”还能够通过电磁波探知人的活动和呼吸，并在画面上显示出受难者的距离。
3只救援犬也是救援队的一个亮点。据报道，2004年日本的中越地震，人们依靠神奇的救援犬，在震后92小时，还奇迹般地救出一名埋在废墟中的男孩。
救援队队长、外务省国际紧急援助室室长小泉崇在出发前表示，他们不会辜负中国政府的期待，将尽全力救人。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加强
中国迅速接受了日本政府提出派遣国际救援队的建议，让日本人感受到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坦诚相待。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说：“中国政府在灾情发生后接受日本救援队的帮助，表明日中两国战略互惠关系通过胡主席的成功访日得到进一步加强。”
著名民间人士西园寺一晃先生，通过《世界新闻报》驻日记者转达他对中国灾民的慰问。他在慰问信中说：“在日本民间，友好团体、青年团体、学生组织、各个媒体都开始了募捐活动，其中不乏老人和孩子们的身影。在日本能够如此迅速地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援，正是胡锦涛主席访日所达成的成果之一。胡主席带着友情和诚意到访日本，在众多日本人的心中点亮了友谊的火种。”
LINK 中国重视生命获西方好评
本报特约记者/周鑫宇 本报记者/李静
随着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的救援队和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援救物资抵达四川灾区，中外在救灾上的积极互动近日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纽约时报》近日撰文，把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救援队的政策，视作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战术工具”，并把中国政府这种“有选择性的对外开放”称为“救援外交”。有分析人士指出，救灾合作促进国家或地区关系固然不错，可是西方媒体这种怪怪的论调，显示出他们仍然没有摆脱对中国的深刻歧见。
首先中国对于外部物资援助是开放的，所有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都得到接纳，根本不存在所谓“选择性”问题。而在人员援助方面，目前接受了日、新、俄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救援队，几乎囊括了我们周边地区救援水平最高的团队，一切都是从救灾的实际需要和客观条件考虑。
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政府允许外部参与救援有政治目的，这种看法实在有些小气。实际上，与其说中国政府通过赈灾合作改善外部关系，不如说在中日两国、两岸关系改善的大背景下，双方在赈灾上的合作更融洽、更通畅，并进一步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和海峡两岸中国人的感情。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巨大的自然灾难，心生同情、伸出援手是人类都会有的共同反应，人道主义也是超越政治、超越国家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对于这一点，北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王帆，在接受《世界新闻报》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尽力提供人道主义救援，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民间非常迅速地全力投入救灾，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重视，得到了各国的高度认可和好评。”他尤其指出：“温总理那么大年纪了，地震发生后几个小时就到了一线。胡主席也到了灾区，这并不是所有政府都能做到的。”
新闻链接 / LINK 世界向中国伸出援手
据报道，近日，一些国家宣布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提供援助。下面是截至15日部分国家和组织的援助情况：
沙特： 5000万美元现金和1000万美元物资
俄罗斯： 已运送两批物资
英国： 100万英镑援助物资
韩国： 约100万美元援助物资
意大利： 一所野战医院、一线抢救物资、灾民住宿帐篷等物资，并将继续援助
德国： 首笔50万欧元
美国： 50万美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30万美元紧急援助
法国： 约25万欧元物资
波兰： 10万美元援助
http://news.sohu.com/20080522/n257014885.shtml
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登场 日有望回返亚洲
中新网5月22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22日发表文章说，对重视“实惠”的日本来说，中日和解不仅将改善两国关系，还让日本有机会回返亚洲，参与亚洲的繁荣与发展，当然是值得尝试的一条新道路。
文章摘录如下：
如果说中美关系影响21世纪的世界和平与稳定，那么中日关系则影响着亚洲的复兴与繁荣。有人说，亚洲时代已经来临。甚至有人主张，中日应该以“新亚洲主义”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国际传媒极端重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日本之行，一是因为中日刚结束“政冷经热”关系；二是东亚首次出现两强并存的局面；三是中日正处于“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抉择阶段。
胡锦涛访日的宣传口径是“暖春之旅”，实质成果则是签署了决定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第四份政治宣言”。欧洲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一份里程碑式文件。美国媒体则称，两国有理由保持良好关系。而韩国媒体认为，这将迎来新的中日蜜月时代。不过，日本传媒则似乎态度冷淡，也许是狭隘的国益主义，不满情绪影响其专业判断，充分显示国民性的差异：中国人讲全局、重原则；日本人讲细节、重实惠。
胡锦涛5月6日抵达东京，第二天便与日相福田康夫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于两国首脑的急不及待签字，还在实质内容上确有全新的表现。包括：一、强调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二、在重申恪守中日关系三文件的同时，将此联合声明定位为“第四份政治文件”；三、正如它的正式名称《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框架和新局面；四、重申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并在共同对应全球性课题上进行合作。按照联合声明，两国不仅会扩大双边合作关系，还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构筑两国关系的新框架。
中日过去已签署三份政治文件，中国称它为两国关系的“基石”或“政治基础”。即1972年规范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为共同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日联合宣言》。但中日关系并不因此平稳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崛起，被视为是对旧秩序的挑战，甚至是对日本的威胁。胡锦涛不仅要消除日本的恐惧，还得巩固得来不易的关系调整机遇。
胡锦涛曾强调，“中日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中日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战略性和全球性意义。中日双方要共同努力，不失时机地将中日关系推进到更高发展阶段。”这就勾画出中日关系，甚至亚洲国家关系的新发展蓝图。
胡锦涛这次访日被称为一次“历史性访问”，显然不是溢美之词。若双方没有创新的思维、崭新的外交手段，确实无法打破僵局。而中国接受安倍晋三的“改变”，顺水推舟采纳他的“战略互惠”概念，不仅使第四份声明有了核心内容，也让中日关系有了新的规范，如果发展顺利的话，确有可能改变整个中日关系走向。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曾向日本建议，将中日关系提升为“战略关系”。但日本的一贯理解是，“战略”一词等同于“同盟”关系，只有日本的盟主美国才有资格使用。换言之，日本从“脱亚入欧”，发展到二战后的“脱亚入美”，到冷战结束后的“返亚入美”，直到小泉时代的“彻底入美”，盟主一直是美国。即使安倍晋三接受其智囊建议，尝试使用“战略”一词设法修补中日关系，他仍坚持以“价值观外交”的两面手法与中国保持距离。
中日举行了多次不定期的“战略对话”，日本仍坚持以“综合政策对话”来命名。但日本外务省一批谋士则认为，为改善中日关系不应再拘泥于“战略”与“同盟”的关系，而应视其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的手段。换言之，不再受旧的思想框框、纠缠不清的问题所限制，甚至朝鲜、环保、区域合作等问题都能作一揽子解决。特别是重视亚洲外交的福田政府上台之后，他的外交智囊更公开主张应将中日外交提升为“战略互惠”关系。
福田的外交智囊五百旗头真曾经说：“中国正在摆脱百年低迷期，不用很久就能夺回东亚国际关系的中枢地位，日中关系的和平发展对日本极具战略意义。”五百旗头原本是研究外交政治史的知名学者，现为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也是福田2007年12月成立的“对外政策学习会”主持人，实际是福田首相的外交顾问。
福田上台后的迫切外交任务，便是修补小泉的政策偏差，包括亚洲外交和联合国“入常”的失败。不论是亚洲外交，还是“入常”问题，若不能消除中国的阻碍就不能有越雷池一步的可能，甚至今年7月在北海道举行的八大工业国峰会也将黯然失色。
中日关系提升到“战略互惠”的层次，一不表示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它的盟友；二也不表示日本将会跟中国结盟，但日本也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就是亚洲已经是“两强并存”的局面。而日本除了与中国和平共处，还必须作出“战略合作”姿态。小泉所谓“只要搞好日美关系”一切都可迎刃而解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与此同时期待日本会“返亚入中”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有人提出以“新亚洲主义”来迎合日本，除非回到历史的另一端，再奉日本为亚洲盟主，不然日本是不会动容的。
但有人分析，日本人重实惠，一是中国已经崛起；二是日本经济越来越仰赖中国市场；三是美国经济实力已相对下沉，大环境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亚洲来，但零和理论也不符合现实。中日携手合作不仅可稳定亚洲的局势，包括朝鲜半岛局势的转趋平稳，也可加速东亚的经济成长，包括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实现。甚至日本梦寐以求的“入常”梦想、与中国分享东海油气田开采权利等眼前利益，都会因中日相互信赖关系的加强，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而变得有可能。
中日第四份文件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强调中日双方将“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之余，会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意思是，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潮流及其变化，努力构筑适应世界潮流的两国关系。中日关系已经提升为亚太地区中的中日关系，也是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仅将惠及中日两国，同时惠及亚太地区，并惠及整个世界。
对重视“实惠”的日本来说，中日和解不仅将改善两国关系，还让日本有机会回返亚洲，参与亚洲的繁荣与发展，当然是值得尝试的一条新道路。(黄彬华)
http://news.sohu.com/20080522/n257012118.shtml
崔天凯：抗震救灾将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亮点
中新社东京五月十五日电(记者朱沿华)十五日傍晚，日本第一支紧急救援队约三十人由东京出发奔赴中国救灾第一线。中国驻日大使崔天凯表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防灾能力合作将成为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新亮点。
崔天凯大使对日本救援队赴华表示感谢，并强调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和人民最先向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和慰问，日本救援队也是第一支抵达中国的外国救援队。
他强调，当前救灾形势仍十分严峻，最重要的是与时间赛跑，尽一切可能抢救更多幸存者。日本救援队专业性强，拥有先进工具和实地作业经验，一定会为抢救更多生命、进行灾后救援发挥积极作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防灾能力合作将成为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新亮点。
据悉，当天日本各界继续踊跃为中国地震灾区进行捐助。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日本神奈川县知事松泽成文、东京都副知事山口一久、日本创价学会会长原田稔、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总裁宗由贵等络绎不绝地前往使馆，向崔大使面交一笔笔善款，表达对灾区人民的真挚慰问。
http://news.sohu.com/20080516/n256886131.shtml
日著名历史学家:让文化交流成为中日关系润滑剂
胡锦涛主席访日的最后一站选择了古都奈良，访问了法隆寺和唐招提寺，为“暖春之旅”添上含有深意的“文化因素”。作为日本最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依田熹家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也指出，应该让文化交流成为中日关系的润滑剂。
中日尤需文化交流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化交流在促进中日双边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呢？
依田：文化交流对所有国家来说都很重要，但对中日两国而言，因有非常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更有其特殊意义。
日本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但明治维新以前，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大化改新就是以中国为样板的；举凡日本的文字、绘画、礼仪、建筑等方面，无不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明治维新以后，中国更多地从日本方面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及当今的改革开放，中国都从日本吸取过有益的经验。
这样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离开文化交流是难以想像的，也必然对国家关系中的文化交流提出更高的要求。
同时，因为日本与中国都是东亚的大国，对地区与世界的发展承担着重要责任，发展两国文化的交流，不仅对两国，对地区乃至世界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文化关系不可替代
记者：人们一直把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比喻为中日关系的两个轮子，如果将文化关系也纳入这个比喻，您会如何来形容它们三者的关系？
依田：文化关系与政治、经济关系相比，至少有两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一，文化关系更广泛，也更深层次，加强文化交流能为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提供更巩固的基础、更深入的沟通。其二，文化关系是一种相对软性的关系，它能像春雨润物细无声那样，发挥潜移默化的交流作用。因此，与政治经济关系相比，我认为文化交流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就夯实基础、加强沟通而言，可能是更重要的。
“担心”源于隔膜
记者：您曾提出希望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以减少日本方面的某种“担心”，能将您的这个观点再详细阐述一下吗？
依田：在古代，中国曾是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大国。而近代，在东亚，日本则是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强盛的国家。但是现在，中国、韩国等国都正在成为国力强盛的国家。对这种近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情况，日本国民中有一部分人难免感到迷惑，不知如何对待，因而持“中国威胁论”的观点。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上的隔膜。中日有悠久的文化交流历史，但基本是单向的，如果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文化建设，成为文化大国，中国与日本、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就会更多带上双向、平等的性质，双方将更容易沟通，更容易建立相互信任。
文化应该双向交流
记者：去年是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这说明中日双方都很重视文化交流，您如何评价中日文化交流的现状？可以提供哪些具体建议呢？
依田：文化体育交流对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促进作用。周恩来总理当年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强调了文化体育交流对加强人民以及国家关系的重要作用。去年福田首相访华访问了孔子的故乡，而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日程中也特别安排了对日本的文化古都奈良的访问。其中，胡主席访问唐招提寺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鉴真和尚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国领导人对文化交流的重视将有力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虽然从局部来看，有时会存在问题，出现曲折，但是从全局来看，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还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是难以阻挡的。至于建议，我认为在这种交流中，应该讲究平衡，提倡双向交流，大家应该互相学习对方文化的优秀内容。（本报特派记者杨立群） (来源：解放日报)
http://news.sohu.com/20080511/n256779481.shtml
日本公使谈中日关系 渴望向中国人介绍日本
对中国青年印象好用自行车轮打比方
日本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中心新任公使道上尚史已于今年5月初到任。近日，这位新公使在独家接受《世界新闻报》专访时，谈起了他来中国后的感受和对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迫切心情。这是他首次接受中国媒体的访问。
5月中，在日本驻华大使馆离任公使井出敬二位于北京的家里，《世界新闻报》记者第一次见到了道上先生，他给人以沉稳的第一印象。
也许是初次见面的缘故，当时道上公使的言谈举止稍显拘束，和站在一旁的他的前任、身着休闲花衬衣、笑声不断的井出敬二公使形成不小的反差。
在华每天都有新惊喜被青年人热情所感动
道上告诉记者，来北京履新后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其中大部分来自于中国年轻人的热情。
道上在北京出席的第一场活动，是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场日剧和日本动漫作品配音大赛。“看到场上的中国学生用那么流利的日语配音，我十分意外，非常感动”。
比赛结束后，通过在台下和这些中国学生交流，道上发现，其实他们的日语口语并不是很好。他们是因为喜欢日本动漫，才把剧中的日语对白练得如此熟练。“即使一般日本人都难以做到那样快速熟练地配音，而那些中国学生却做得非常完美。”道上说。
1958年生于大阪的道上尚史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期间在哈佛大学研修东亚国际关系，之后他曾常驻过韩国和日内瓦，对东亚事务很熟悉。从2004年到担任驻华大使馆公使之间，道上因为从事日本遗弃化武的处理工作而多次来中国，和中国有关方面有过频繁的接触，“光是来中国短期出差就有20多次”。
渴望向中国人介绍日本把中日关系比成自行车
道上公使曾经长期在韩国工作，精通韩语。尽管来中国的时间还很短，但在他看来，“和韩国人比起来，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还很少。”道上说，也有很多中国人试图去了解日本，另外从日本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也不少，但中国百姓“对日本社会，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以及二战后日本的变化等，都了解得远远不够。”
不过，“正是因为之前了解得少，那么一旦经过全面介绍后，效果就会更好。”道上认为，现在是把一个原原本本�